1922年4月下旬，中共湘区区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在彭平之、夏曦、唐朝英的陪同下，以教书先生的身份经衡阳来到了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毛泽东在水口山期间，住在康汉柳饭店。

康汉柳饭店旧址一角

毛泽东一到水口山就召开团员代表会议，听取团员干部的汇报。当听到水口山工人自发起来多次和矿当局作斗争时，毛泽东连连说：好！好！好！当后来听到几次斗争都失败了时，毛泽东启发式地问大家为什么会失败，十几个团员谁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最后，毛泽东说，关键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政党来领导我们，所以我们的斗争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毛泽东全面分析了当前水口山的形势，对各方面的力量进行了对比。要求全体团员团结起来，发动和依靠全体工人，为革命的高潮到来做好准备。毛泽东告诉大家，只要全体工人团结起来，有了一个正确的政党来领导，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毛泽东还说，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工作方法，要保护好自己，就目前来说不要轻易暴露自己的力量。

宋乔生参加了团员座谈会，近距离聆听了毛泽东的教诲，心灵深处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他默默地下定决心，这一辈子要跟着毛先生走。

毛泽东在水口山期间，在宋乔生等的陪同下，进工棚、下窿口，走家串户，察看工人的生产场景，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听取工人的呼声。对工人的意见，毛泽东认真地听，认真地记。每次考察回到康汉柳饭店，宋乔生才悄悄离开。

宋乔生除了陪同毛泽东访贫问苦外，还负责毛泽东等人的安全，他安排一些信得过的穷工人暗地里保卫毛泽东，为了不引起当局的注意，他安排耿飚、刘亚球这些靠得住的童工来做“眼线”，以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水口山工人大罢工

1922年10月，安源路矿成立工人俱乐部，进行罢工斗争，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水口山矿，宋乔生和机械科的工人深受鼓舞，在刘东轩的鼓动下，水口山矿机械科的工人秘密商量成立工人俱乐部，苦于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大家决定凑钱让刘东轩去安源请师傅来帮忙，宋乔生二话没说，积极凑了份子钱。

这年冬，中共湘区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派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党支部书记、文书股长蒋先云和共产党员、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纠察队队长、机械厂总代表谢怀德等来到水口山，开展工人运动，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建立了中共水口山小组，领导开展罢工斗争。宋乔生被选为工人俱乐部的十代表和工人纠察队分队长。罢工期间，宋乔生经常带领纠察队员在康家戏台、火车坪、铁路、隆口、水泵房等地巡逻和散发传单。

在罢工斗争中，当矿局局长赵铭鼎妄图以谈判为名，阴谋杀害蒋先云、刘东轩时，宋乔生与工人纠察队长谢怀德等按照党组织的部署，组织3000多工人将矿局团团围住，齐声高呼:“反对阴谋杀害我们的代表!”“不放出我们的代表,就烧毁矿局”“杀一蒋先云还有数千蒋先云；杀一刘东轩，还有数千刘东轩！”“不答应罢工条件，决不复工!”吓得矿局局长胆战心惊，不得不放出工人代表。当矿局局长指使选矿科长潘振纲以矿局职员总代表身份，带领矿警，携着手枪来到敲砂厂登台演说，恫吓童工，扬言：“如不开工，一一枪毙”时，宋乔生闻讯后，率领部分工人纠察队员赶到敲砂厂，缴了潘振纲的手枪，吓得潘振纲面如土色，随往的矿警四处奔逃。

经过罢工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宋乔生在政治上越来越成熟，他常常对工人们说：没有压迫剥削的美好社会，我们看不到不要紧，只要我们的后代能看到。”由于宋乔生的出色表现，于1923年5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同年6月，被选为水口山矿机械科党支部副书记。

“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陷入了低潮，由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反而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这对湖南赵恒惕军阀政府来说，无疑是一块心病。1923年11月25日，赵恒惕派镇压工人运动的刽子手宾步程出任水口山矿局局长。宾步程一到水口山矿局，于26日命令军队占据工人俱乐部，搜捕俱乐部负责人和工人骨干。当敌人用武力镇压工人运动时，宋乔生配合蒋先云，组织水口山工人又一次举行罢工。上级派来水口山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的朱舜华，在敌人的威逼下，严守党的机密，坚持不肯交出工人俱乐部负责人和工人积极分子名单，被敌人打得昏死了过去。宋乔生当即组织工人纠察队员，把朱舜华转移到离矿较远的一个老工人家里，找医生进行诊治，挽救了她的生命。

在保卫工人俱乐部的斗争中，选矿工人康年如遭到敌人枪杀，宋乔生配合蒋先云等发动数千工人包围了矿局，抗议反动派无故杀害水口山工人。宋乔生还代表矿局全体工人向矿局局长宾步程提出了“矿局出示保护工人俱乐部；抚恤死伤工人；惩办凶犯及统率长官；发清欠薪；每月津贴工人俱乐部教育经费千元，罢工期照给工资，全体增加工资一次”等九项条件，迫使宾步程在条件上画了押，并当即履行了埋葬康年如，发给康年如家属抚恤费800元等条文。28日，蒋先云、宋乔生等“组织全山工人继续断绝水米来源，局内厨师亦不予开火，禁止局内职员通行，以冀获得彻底胜利”。同时，以工人俱乐部的名义，向全国各界同胞发出快邮代电，揭露宾步程派兵强占俱乐部，惨杀工人等罪行。28日晚上，蒋先云和宋乔生召开党支部负责人和工人积极分子会议，传达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一方面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另一方面要讲究斗争策略，已经受到矿当局注意的俱乐部负责人立即离开水口山，转移到别处。蒋先云、宋乔生分析了敌我情况，指出宾步程之所以会答应签字，是形势所迫，他肯定不会甘心，纸上的东西靠不住，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反扑。蒋先云告诉宋乔生：他接到上级的指示，必须马上离开水口山去接受新的任务，这里的工作由宋乔生负责。深夜12点，宋乔生派人把蒋先云安全送出了水口山。29日，一个营敌兵从衡阳开到了水口山。有了军队做靠山，宾步程立时露出了凶恶的嘴脸，他下令全矿实施特别戒严，封闭工人俱乐部和工人子弟学校，派人到处张贴布告,诬蔑“水口山工人俱乐部为无政府党政机关，煽惑工人，扰乱治安”,并悬赏缉拿俱乐部主要干部，同时，撕毁了工人提出所有条件，借故开除了2000多工人，在一片白色恐怖下，工人被重新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敌人的白色恐怖，更加激起了水口山工人的强烈反抗，水口山的工人得知宾步程企图逃离水口山时,自发组织起来，四处设卡，散布传单，“悬赏千元”购买宾步程的人头。宋乔生等还以工人俱乐部的名义，发出了《告全国同胞书》，进一步揭露反动派用武力镇压工人运动的罪行，激起了全国同胞对水口山矿局反动派的愤怒声讨，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大力声援。

1925年“五卅”运动后，宋乔生组织水口山工人积极要求恢复工人俱乐部，以实际行动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6月上旬，杨发秀回到水口山矿和宋乔生一道领导工人继续与反动矿局开展斗争。接着，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根据水口山工人的请求，派彭平之等以省“雪耻会”宣传员的名义来到水口山，加强对反帝爱国运动的领导。彭平之到水口山后即和宋乔生、杨发秀、余庆甫研究，秘密召开工人骨干会议。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成立了罢工执行委员会，彭平之任总指挥，宋乔生、杨发秀等分别负责组织、宣传工作。水口山工人冲破反动矿局设置的重重障碍，于6月13日举行罢工，并向矿局提出了“速发欠薪，不得减少工资，无故不得开除工人，撤退工人俱乐部所驻军队”等五项复工条件。18日，全矿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到达矿局门口时，竟遭矿局军警开枪射击，10多名工人被打伤，彭平之等20多人被逮捕，罢工斗争失败。

1926年7月，北伐军进入湖南，湖南的工会、农会由秘密转到公开，工农运动掀起新的高潮。8月，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和湖南省总工会派陈章甫、刘汉之会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员涂国钦来到水口山，开展工农运动。宋乔生协同陈章甫、刘汉之、涂国钦，积极开展恢复工人俱乐部，组织工农运动，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组织义勇巡逻队放哨等活动，及时挫败了矿局反动派肆意造谣，煽动工人反对陈章甫，密令矿警化装成工人，威胁、暗杀陈章甫，指使工贼成立“机械工人同乐社”、唱对台戏等阴谋。同时派出义勇队员狠揍了工贼朱科益、戴子和，并将这两个家伙押解到省总工会，给予了严厉的惩处。

不久，原水口山工人俱乐部主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蒋先云路过衡阳，上级党组织安排他重回水口山协助工作，同来的还有朱舜华。宋乔生与陈章甫等协同蒋先云、朱舜华在原工人俱乐部后山的老松树下挖出1923年11月敌人破坏工人俱乐部时，蒋先云要朱舜华埋藏的文件和党员、工人骨干名单，重新建立中共水口山特支，宋乔生担任特支委员。这年冬，宋乔生按照水口山党组织的部署，秘密召集工人骨干开会，认真开展了“工人要掌握武器，建立自己的武装”的宣传，决定派耿飚等党团员到衡阳东洋渡兵工厂，与该厂地下党组织里应外合，暗地运出一些枪支弹药到水口山，以武装工人。随后，又把参加偷运枪支的党团员派到醴陵、浏阳等地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开展游击斗争。后来这支队伍正式编入工农红军。

1927年春，由于水口山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根据上级指示，中共水口山县委改为中共水口山地方委员会。宋乔生、雷发俫、杨发秀等一批工人骨干在党和工会领导下，深入附近农村传播革命火种，推动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相结合，使水口山矿周边农村相继成立了十八个乡农民协会。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中共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来到水口山，召开党团负责人会议，明确指出：水口山党团组织的当务之急，是要迅速解除反动的矿警队的武装，武装工人纠察队，为衡阳地区成立三个工农师做好准备。根据这一指示精神，水口山党组织经过研究，任命宋乔生为大队队长，具体负责夺枪事宜。宋乔生经过反复思考，决定以举行工农军事演习为名，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一举夺得矿警队枪支85枝，子弹100多担。

“马日事变”后，宋乔生与刘汉之及时召开工人骨干会议，研究对策，组织2000多工人，配合各地农军攻打衡阳和长沙。由于衡阳的策反工作未能成功，以及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阻挠，进攻长沙的战斗中途受阻，宋乔生进军到衡阳车站后奉命撤回。水口山工人武装不得不化整为零，分散隐蔽。随后，形势急剧恶化，党组织派来水口山工作的人员陆续转移。

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水口山地方委员会改为特别区委员会，宋乔生担任中共水口山特别区委书记。在一片白色恐怖下，宋乔生按照上级党组织关于组织地下武装的指示，向工人们明确提出：“只有坚持革命才能使我们穷人得到好处，求得解放，要革命就得有武装，有牺牲。”宋乔生和其他地下党组织领导一道，为了隐蔽精干，积蓄力量，建立武装，夺取更大的胜利，及时进行了周密部署：一方面派出人员前往长沙、衡阳等地建立党的地下联络站，争取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另一方面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组织部分水口山工人武装开赴桐梓山，建立根据地，与当地农民武装一道开展游击活动；他自己则带领党内部分未暴露身份的工人，继续留在水口山坚持地下斗争。在宋乔生的动员和部署下，部分工人党员白天做工，晚上分途出发，机智地避开敌人的耳目，将“马日事变”后工人纠察队分散隐藏的枪支一一收集拢来。同时，宋乔生还派人打入矿警队内部，分化瓦解敌人，发展党的组织，先后吸收矿警队排长谢文斌、司务长文叔琪等为中共党员。

作者：胡金菊 曹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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