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一文友在乡土人文读书沙龙里发了相片，是用红薯叶做的一根“全球限量版”项链。一时间，如同一枚小石子投进心湖，让原本水平如镜的湖面荡起了微澜，也勾起了我儿时的记忆。

　　用老妈的话来说，红薯命贱。有句时髦的话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对红薯来说，有点泥巴就安家，不管是肥沃的黑泥巴，还是贫瘠的黄泥巴、红泥巴，甚至是如老家那紫色页岩风化而成的晴天像把刀、雨天一团糟的粗砂粒。那时村里家家户户都种了红薯，田里地里山坡上，到处都有，到处都是。

　　大约是惊蛰前后，在洞里冬眠的青蛙用它那瓮声瓮气的嗓门儿发出一阵阵闷叫。大人们摸出一把老得掉牙的钥匙，郑重地打开挂在地窖上那把锈迹斑斑的铁锁，把上一年收捡的红薯种拿出来。在山坡上朝阳的地方翻地、松土、挖坑，泼上腐熟的人畜粪尿，种下一个个细细剔过的红薯种。

　　几场春雨后，红色的红薯幼苗拱出弯弯曲曲的小身子，探头探脑，很小心地打量着这个新奇的世界。再过三五日，那些红色的幼苗渐渐返了青，在春日的阳光雨露中伸枝展叶。像长蛇一样爬满地的红薯藤蔓，藤蔓上长着翠绿的叶子，那些叶子有着长长的叶柄，叶柄高高地将叶子举起来，像撑着一把把小绿伞，将地面遮得严严实实。

　　谷雨前后，待红薯藤蔓长得繁盛，便开始了红薯栽培的农活。拿一把镰刀，把粗壮的红薯藤蔓从地里割回来，一家人围坐在红薯藤蔓旁边，用剪刀剪红薯藤作种苗。

　　一根红薯藤蔓，可以剪出近十根红薯种苗。红薯种苗剪好以后，剪剩下的红薯叶子，也不舍得浪费，村里人喜欢拿来做菜。按照老家的做法，要去掉叶子，撕掉叶柄上的皮。撕红薯叶柄的皮是个细致活儿——红薯叶柄的一侧有一道细细浅浅的槽，撕皮的时候，需要从有槽的一面撕开。红薯叶柄的皮很有韧性，一般不容易折断。但人的智慧真的是无穷的，尤其是千百次劳动造就的如我母亲一样的劳动人民。她用指肚从红薯叶柄有槽的背面一顶槽中间，先挤开个口子，再抓住叶子，顺着开口往下一撕到底，整个叶柄的皮就被完整撕下了。我们学着她的样子，现炒现卖。但更多时候是半道滑脱，或者只撕下一小段皮。这样的话，还得把叶柄再折成小段，一点一点把皮撕干净。小孩子没有耐性，偶然撕到一根完整的就免不了大肆炫耀一番，撕坏了就自顾自地做起红薯叶项链来。做红薯叶项链和撕皮差不多是一样的程序，只不过更需要小心翼翼——不能一撕到底，只能一小节一小节撕下约略半厘米长的一段，再从有槽的背面撕下半厘米长一段，正面一下、背面一下、正面一下、背面一下，如此反复，步步小心，一不留神断了线，就再也连不起来。红薯叶柄被折成许多的小段，那些小段由两边撕出的皮连着，像一条被串起来的绿色项链，那翠绿的心形叶子，便是项链的吊坠了。一串做成功了，便会再接再厉、一鼓作气做出好多串，脖子上挂一串，左右耳朵上一边挂一串，手上还拿着一串，小伙伴们相互比较，相互显摆。

　　半个多世纪以前，大文豪鲁迅先生在《在仙台》一文中写道：“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小时候，谁也没觉得吃家家户户“集约化”吃红薯叶子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也许真的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吧，若干年后，红薯叶子登堂入室，亮相各大超市生鲜柜台，摇身一变，有了个很洋气的名字：叶丽青。当同事刘小兰怂恿我到长在校园一隅的红薯地里掐红薯叶时，那个洋气的名儿一时间竟让我满头雾水。那十几棵红薯，长在角落里的垃圾堆里，不知是谁家种下的，抑或根本没有主人。它们的长势非常好，叶子很茂密，隔三差五总可以采下一把，做道蒜米红椒炒红薯叶柄。后来有一次应邀去朋友家吃饭，朋友故作神秘，席间吊足了胃口，才上来一道绿得滴油的素炒青菜——连藤带叶，好像红薯藤的嫩尖，竟有别样风味。一打听，孤陋寡闻的我才知道有专门长叶子供采食的红薯品种，藤蔓下面不结红薯，藤蔓叶也不像结红薯的品种那样尽情往远处长，而是围着根一丛一丛地往外冒，都是嫩尖，可以一茬接一茬采收。再回来时，我也在花盆里种下了几棵，用淘米水浇灌，每每将嫩尖给掐了炒菜。做法精致的炒红薯叶，不再是记忆中带着青草味的粗鄙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