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抱着女宝飞飞去社区医院打预防针。在防洪堤上，被一位老奶奶拉住。“妹子啊，真的是太谢谢你了!”我一时还没反应过来，老奶奶又说了：“你那天告诉我的这个药方，我用了之后，我的脚好了很多了，我又告诉我的女，我的女喝了也好了很多了。”她这么一说，引来了好几位路过的老人围观——还好，我不是做坏事被抓了现场。

　　“究竟是什么药方呢?妹子，也请你告诉我们。”那位老奶奶的说辞，差点让我有点“托儿”的感觉，好在我不是卖药的，呵呵。因为赶时间，也没随身带着纸笔，我于是约了那几位老人：“如果不下雨，我每天下午都会带宝宝去合江亭坐坐。”

　　药方真的是祖传的，但我们家族从来不会保护“知识产权”，有人需要，就会毫不犹豫地告知。传下这个药方的是我曾祖父的弟弟，我们叫他“二公公”，如今早已不在人世。

　　关于二公公的记忆倒是蛮多，且经久不忘，大概是因为的确太有特色了。据说他曾经是一名军医，在部队里为不少国民党高官治过病，还被授予过军衔——也因为这段历史，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关牛棚、挨批斗，吃尽了苦头。他是一个怪老头。有儿有女有老婆，并且儿女都是小有成就的那种，都在县城安了家。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独自一个人住在乡下的土砖房里——千万别以为他儿女不孝顺，他们绞尽脑汁，办法想尽，也没能把他接去享清福。那间土砖房，我只荣幸地进去过一次，还是跟着给他送青菜的妈妈屁股后面去的。房子里到处是书，桌子上，椅子上，床上，到处都是。印刷的，手抄的，纸质的，绢布的，钉针的，线装的，各式各样，应有尽有。我才伸手想拿一本瞧瞧，就被他老人家阻止了，“莫码，莫码，你看不懂，莫弄坏了。”我妈也跟着附和，且立马就把我给带了出来。有了这次“前科”，我就再也没进去过那房子了。

　　每天一大早，二公公就背着一个依稀能看出枣红色的布袋子，一个人出门了。他那时大约有七十多岁了。我们都不喜欢走在他的后面。因为他最喜欢放屁，放长屁。从池塘口的枇杷树下，能此起彼伏地放到四斗坵旁的侧柏树下，起码好几十米的路上，“交响乐”不断。偶尔我们“不幸”走到他老人家的后面，会以骏马般的速度赶超——才不享受屁声呢!

　　妈妈说，他是吃夹生饭给弄的。这话是有根据的。他老人家，每天傍晚回来，手上都会拿着或多或少的柴禾——沿路看到一根枯枝，捡起；看到一根茅草，捡起；看到一张纸，也捡起。回到家里，就用这或多或少的柴禾，塞进灶口里，生火做饭。饭做好或者没做好，以柴火为标准，柴火烧完了，饭就好了。基本也不吃菜，也从没见他老人家买过菜。是没有钱吗?非也!据他的女儿说，每次来帮他洗被子打扫卫生，都能在他的鞋子里、被子里，甚至墙壁缝里，发现很多钱——有儿女给的，也有为人治病主家硬塞给他的。

　　关于他的医术，他活着之前，我只知道三件事。一件事是听我妈说的。说起初怀着我的时候，浑身不舒服，以为生了什么大病，去找他老人家切脉。老人家说：“侄孙媳妇儿，恭喜你，怀了女宝宝了!”那时的我，“还不到两个月，还在哪里捡荞麦鸡屎恰。”我老妈现在还这样说。另外两件事是关于他老人家自己的。一是八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次被拖拉机把腿轧断成几截，他老人家自己给自己接好、治好了，还能继续行走。二是九十多岁、驾“鹅”西归之前，他大女儿给他洗头，他抱怨说：“水太烫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反正然后他就病了。病来如山倒，但他头脑还很清醒，嘱咐家人找鹅血给他喝。后来我爸从山那边的朱家冲里买了一只十八斤的大灰鹅，用刀抹了灰鹅的脖子，接了一大碗鹅血给他老人家喝。但这鹅血最终还是没有让他活到一百岁。那只被抹了脖子的大灰鹅，被我弟拿电胶布包好伤口，夜夜在池塘里鬼哭狼嚎。“这只鹅怕是和他在比命长了。”村里人说。果然，一个月后，他奔赴天堂，这只鹅随后也飞瑶池了，成了丧宴上的一道菜。

　　倒是他老人家故去三十多年后，还不断被人说起。“我那清水塘陈家有两个孩子都是他老人家救下的。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是摆在摇篮里等死了，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是他老人家路过，一个用一只剖开肚肠的瘌蛤蟆，一个找不到癞蛤蟆用的是一只鸡，放一些中药放里面，敷在孩子肚脐眼上，没多久就活过来了。现在都是几十岁的老人了。”租房住我附近的一位老奶奶上几天知道我的老家所在后，还绘声绘声色地这样说，“他为人治病也从不计较钱。”

　　除了我教给很多老人家的每日用伸筋草等三味药煮水喝可以缓解风湿疼的药方，二公公教给我妈、我妈又教给我的还有好几个验方，都是屡试不爽，用过的人都说好。

　　我至今甚至都找不到二公公的坟墓。他当年在乡下住的那间土砖房，早已拆除，被别的人家改建成了小楼房。生前，他老人家孤独却不寂寞——有书为友，济人无数；身后，他老人家寂寞却不孤独，一如山间的伸筋草，默默地生长，默默地枯荣。只是，如果你需要，你就会发现它有多么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