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欧阳明勇

我记得那一年考上师专，在樟树湾晒谷坪的树荫下，身着绿制服的邮递员递给我红色的特快专递。年过半百的叔叔看了录取通知书，说：“要得了，这也要得了。”他把身边的锄头往远处用力一甩，说：“终于——你要把锄头扔掉了。”

坐在一旁的父亲用力吸着旱烟，笑得咳出声来。

我出生在1978年10月，农历是九月，寒露刚过几天。两个月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出生那天，正是村里油茶收摘开山的日子。山上油茶林里人声鼎沸，偌大的村里空无一人，母亲在家疼得死去活来——县里是湖南油茶大县，上缴国家的茶油居全国第一，还被原商业部授予“金杯奖”。

我的童年简单而短促。夏天在樟树湾前的宜水河里摸鱼捉虾，冬天在绵延五六里的后山油茶林里打鸟逮兔。上学有六里路远，一条要翻过山梁，另一条是穿过田间的石板路。每天我斜挎着比我个子还高的军黄书包，把这两条路走得烂熟无比。

十岁那年，我得了急病。高烧烧得我像腾云驾雾一般。母亲后来告诉我，你爸爸为赶时间，抄近路，拧了两次被汗水打湿的衣服……还是搭帮一个好心货车司机帮忙，及时送到医院，救了你条小命。那是我第一次深切感受到，自己烂熟无比的路，竟如此崎岖难行。

医院看完病，回家没有班车了，也住不起旅店。因为没有城里人亲戚，父亲拉着我的手，在医院外面的西门桥头犹豫了半天，决定找个熟人借宿。熟人是当年下放在我们村里的知青。当时根本没有电话，父亲紧紧拉着我的手，在漆黑的街道转了好久，终于在一个七拐八拐的小巷里找到了熟人家。熟人买来了西瓜和橙汁汽水。橙汁汽水那种酥麻的口感和香味，让我第一次见识了城市的美好。

读小学六年级时，辍学到广东打工的同学请我吃冰棍，请伙伴们看录像。我们六个单瘦的少年，以杂技般姿势挤在两辆单车上，激动难耐地进了城。我们十分兴奋，连绊一跤，磕得脚趾变了形，也会用夸张的笑声来表示。

第一次在城里过夜，是到县城参加中考。那年湘江涨大水，把柏油公路都淹了。司机麻着胆子把我们送到考场。我们住的房间，也住着凶狠无比的蚊子。我一夜没睡。那时的中考，是学霸们的格斗场。我考完很不理想，心想，考不起中专，可以读高中；考不上高中，还可以去广东打工。

果然，我没考上理想的中专，就去读了高中。

然后，我成为村里第一个大专生。大学正准备扩招，而我的世界里没有丝毫微澜。父亲带我上交完规定的公粮，在粮食局领了一张红色收据，然后捏着户口由“农村”变成“城镇居民”的绿色薄纸，挤上了生平第一次坐的绿皮火车。火车从晚上十二点开到凌晨六点，站在拥挤得难以弯腰的人群中，想起家门口那棵绿得惊心动魄的大樟树，我竟丝毫感受不到疲倦。

2001年，没赶上包分配的铁饭碗，但我考上乡村中学老师，有些小确幸。给学生报完到，忙碌完已是深夜，几个青年老师相约在学校后的水井旁痛痛快快冲了一个冷水澡。四周旷野无人，万籁俱寂，只有冷水冲击皮肤时几声酣畅的吼声。

几年后，我考到县城一家事业单位。在城市租下房子，我悠闲地吃遍城市里几乎所有街道的凉拌粉，从容穿过熙熙攘攘喇叭尖叫的步行街。然后，我到了一个综合性行政单位。在免除农业税、实施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到“粮补直补”的政策叙事中，下乡陆续回来的同事会带着难以抑制的笑容说，乡里工作，要比以前好做多了。

然后我结婚了。也算晚婚晚育。离家打工二十年第一次回家的大姐，拖儿带女，从广东揭阳赶回老家，站在村前的水泥马路上泪如雨下。她当年离家时立誓不再回贫穷的樟树湾，而我的一个“要结婚了”的电话，她就领着全家又站在了崭新的樟树湾的村口。

2008年，湖南大雪。我在樟树湾陪父母过大年。单位的惯例是大年初一团拜。为赶上团拜会，大雪纷纷中，我携着怀孕妻子的手，穿着雨靴踏雪而行。回过头去，雪白的大地上，印着一串赫然的脚印，从樟树湾延伸而出……

接着，我在城里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父母也跟着进城一起住。父母已近耄耋之年，他们不时唠叨，你是独子，还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呢。放开二胎后，妻子又生了儿子，好似赶上最后一班车。人家说我，现在儿女双全，“好”字写全了。幸福吧？！我笑笑，点头。

女儿十岁了。我会经常带她回樟树湾，教她认识山林里的树和屋后的竹子。她也认识了那里的禾苗、油菜还有蚯蚓。每次她的满爷爷，也就是我的叔叔，看见她花枝招展的，都拍手笑她：“咯是城里妹子回来了。”

我扭头问她：“你是不是城里妹子？”

女儿用力地、肯定地点点头。